一九八六年，江北市轧钢厂旧厂区内，发生了一起本市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枪案，当场死亡六人，轻伤重伤者十数人。

枪案刚一发生就引起了机构高度重视，抽调大量警力以及武警对涉案人员进行抓捕，除三人外逃漏网，其余数十名涉案人员全数被捉拿归案。

关于这次枪案的起因众说纷纭，小道版本多达十几条，但事情既然已经发生，就必定有人知道其中的真相。

枪案发生时距八三年严打仅仅过去了三年，但江北市内混子流氓地痞迅速如雨后春笋般的拱土露头，呈现出勃勃生机。邻市的人都不愿到江北来，因为车站商场菜市场公园电影院公交车这些人流密集的地方到处都是斜叼烟卷的混混，一个不留神就会遇到诸如碰瓷之类的恶心事。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混混？

据有关人士分析，江北市之所以社会治安混乱，流氓团伙层出不穷，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因为江北是个工业城市。

如此分析猛听上去有些扯淡，但细细一想，确实有几分道理。

九州的工人阶级一向被某些人称之为大老粗（实话实说，绝没有任何贬低工人兄弟的意思，本人也是地道的工人子弟），江北市的经济产业结构基本上都是以国有大中型厂矿为框架的，全市数十万厂矿职工中虽然不敢说都是文盲，但当时的文化普及率较现在来说要低的多。

那时候的大部分工人兄弟是很实在的，每天都埋头苦干，他们付出的劳动绝对对得起自己每月的工资。

上述情况给职工们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子女教育。

很多双职工每天忙工作，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关心教育下一代，一旦孩子犯了什么错误，百分之八十的家长都信奉不打不成钢的教育理念，以体罚为主要手段的教育方式所带来的后果就不多说了，毕竟大家都是从小时候过来的。

当时还没有什么商品房的概念，大家住的基本上都是单位的宿舍以及集资房，工人们上班以后，特别是在学校放假期间，整个家属区就剩下一帮年纪相仿，因为遭受家长严厉打骂而产生强烈逆反心理的半大孩子。他们只从父母的体罚中认识到一条自以为正确的真理：我惹了老爹，老爹揍我，把我揍服了，最起码是嘴上服了，如果别人惹我，我也得揍他，最起码把他揍得口服。

孩子们这样去处理自己和他人之间的矛盾，换来的必定还是更加粗暴的体罚责骂，如此的恶性循环之下，大部分未成年人心中的逆反心理愈加强烈，以暴制暴的念头也愈加坚定。

成群结队的孩子在家属区游逛，渐渐逛出狭小的家属区，逛到五光十色的现实社会中，这时候，只要有一个不良少年稍加引诱，这群尚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子们就逐渐上路了，他们认为出来混着玩比上学有意思的多，他们认为自己的拳头可以解决一切不能解决的问题。

久而久之，一大批辍学或者勉强毕业的孩子成为江北混混的有力候补梯队。

当然，这只是造成江北市流氓团伙数量众多的一个片面因素。

言归正传，有关八六年枪案的真实起因其实源自一场牌局。

八六年的时候，薛保军刚刚三十岁整，作为一个从十几岁开始就不务正业的败家子来说，他在江北虽然称不上名头十分响亮，道上大大小小的人物总还认识一些。事实上，薛保军的父亲老薛先生尽管不是混社会的，但他的知名度比自己的混混儿子要高。

老薛先生是个很有经济头脑的人，在大多数人为了为数不多的一点工资埋头苦干的时候，老薛先生就已经开始经商了。

八十年代的九州就是这样，不服都不行，随便是个人，随便摆个摊，随便卖点东西，就能赚钱。创业初期，老薛先生也是从练摊开始的，每天推着一辆特制的小推车在街边卖烧鸡，因为手艺好加之价钱公道，所以生意一直不错，经过一段时间的奋勇拼搏后，终于把薛记烧鸡这个招牌做的人人皆知。与此同时，另一个姓廖的人也在烧鸡业大展宏图，薛记烧鸡和廖记烧鸡是江北市的老牌子，在很多年中一直垄断着本市的烧鸡销售行业，救活好几家养鸡场。顺便说一句，廖记烧鸡的创始人就是日后江北大哥廖三多的老爹。

牌子一打响，一辆小车就显得有点紧张了，所以老薛先生发动女儿女婿侄子外甥一人一辆车在江北几个繁华路段开张营业，几乎全家能用的人都支出去练摊赚钱了，唯有他的幼子薛保军始终享受着只花钱不劳动的特殊待遇，没办法，古话说得好，皇帝爱长子，百姓疼幺儿，老薛先生对薛保军更是爱惜的紧，因为这不但是幼子，还是家里唯一的男丁，以后老薛家全靠这位给传宗接代了。

老薛先生开始创业的时候薛保军已经快三十了，为了显示其在家族中与众不同的位置，老薛先生小有所成后开了第一家薛记烧鸡实体店，并把它交给薛保军经营。当时薛记烧鸡小有名气，每天光包烧鸡用的马粪纸都得消耗好几摞，薛保军接手实体店后需要做的就是坐在柜台后面收钱。

已经疯跑了这么多年的薛保军根本坐不住，把店一甩手撇给媳妇看管，自己每天兜里揣着一把票子带领两个小弟四处找乐子。

薛大官人平生有两好，一好女人二好赌，八六年六月初的一天，经人穿线，薛保军和另外三个人凑起了一桌麻将。三个人其中的两个也是江北的混混，自认为赌技超群的薛保军并不在乎牌友到底是混混或是干什么的，他就想痛痛快快打一下午牌然后晚上去潇洒潇洒。

这一场麻将直接打出了六条人命。

财大气粗的薛官人打牌从来只嫌打的小，不过这三位倒也是豪爽人，言明了由他决定赌注，薛大官人心头一乐，慢腾腾说：你们婪带的足吗？

混混跟一般人不但外表衣着有所区别，连说话都神叨叨的，薛大官人所说的“婪”是混混们对人民币的代称。

三个人各自亮了亮身上带的厚厚一叠钞票。薛大官人精神大振，四人选好位置洗牌开打。

手气与牌技都属平常的薛大官人今天似乎是撞鬼了，运气背到极点，四圈打下来只胡了一把屁胡，输急了眼的薛保军不断要求加大赌注，同桌三人欣然同意。一直打到太阳落山，薛保军不知不觉间共输了四千多将近五千块钱。（中间薛官人两次出去取钱）

八六年的五千块钱绝对不是个小数目，就算薛家有钱，也是一只烧鸡一只烧鸡赚来的，每张钞票上都透着喷香的烧鸡味和辛勤的汗水。直到这时，一脑袋浆糊的薛保军才回味过来，难不成这三个人耍仙人跳了？

赌桌上只有抓住了出千的现形才能算数，所以薛大官人在牌局结束后的怀疑和质问就显得苍白无力。三个人一口咬死了根本不存在什么打通张之类的舞弊手段，还对薛官人的无理猜疑表示遗憾。

大部分混子都不耐烦斗嘴，围绕这个话题说的时间长了，不光听的人烦，说的人心里也很烦，薛保军摆出一副老大哥的架势，说让对方退四千块钱出来，剩下的零头就当自己认倒霉了。

三个人先惊后笑，他们不知道这话是怎么从一个三十岁爷们的嘴里蹦出来的，已经装到兜里的钱还想要回去，只能说薛保军很傻很天真。

薛保军怒了，他又说了一句：不退钱，是不是想把事弄大？

江北的混混一直到现在依然很流行翻脸之前问上一句：想把事弄大？只要说了这句话，十有八九一场恶战是避免不了的。

如同前面所说，三个人中间有两个都是混混，因为赢了薛保军不少钱，所以一直都强自忍耐着和他磨嘴皮子，当听到薛保军挑衅的问话，当时就回了一句：想弄就弄。

薛保军不屑的笑了笑，说：“好，记清楚今天的话，我叫拐三跟你们说说这事。”

薛保军之所以流露出对三人不屑的冷笑，就是因为他很有自信说出拐三这个名字就能把对方给震住。

拐三其实并不拄拐，至于为什么叫他拐三，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无从考证。此人在八六年的江北市混混中享有极盛的威名，几乎整个市区东部流氓团伙的头目都是从他手下出去的。

果然，三人中两位的面部表情马上就有点不自在，只剩一个看上去年纪最小的混混满不在乎斜着眼睛说：“拐三？没听说过，都他妈拐了还出来瞎折腾啥？你叫来让我见识见识。”

其实今天的事真依照薛保军的性格，说不准到明天就忘的差不多了，五千块钱虽不是个小数，但对他来也说就是多卖点烧鸡的事。但对方三人的恶劣态度特别是对自己一直仰仗的拐三大哥的不屑让他气愤不已，顿时一大堆带着本地特色的粗言恶语顺嘴而出。

大老爷们骂街绝对是动手的前兆，薛保军骂的无比痛快，却忘了今天自己只是一个人出来打牌，而对方则有三条汉子。

中间的具体情况就不多说了，总之最后的结果是三人带着钱扬长而去，薛保军鼻青脸肿的去找人准备报仇。

事情很巧，薛保军路过拐三所开的饭店时，恰好遇到了老板拐三。

被人揍得两只熊猫眼的薛保军立即引起了拐三的关注，本来这种小事是犯不上惊动拐大哥的，薛保军开始也没有找他的打算，但既然遇见了，薛官人就添油加醋的把自己的遭遇叙述了一番。

老混子拐三自然不是什么善人，一听说还有人竟然敢拿自己不当回事，随即叫人跟着薛保军在市里四处寻找这三个人，尤其是那个口出狂言的小混混。薛保军此时的聪明智商再次占领高地，经过认真分析，他认为这三人赢了钱之后肯定会先花天酒地一番。

说到花天酒地，薛保军有绝对的发言权，他熟门熟路的领着人在市内为数不多的娱乐场所查找，果不其然，三个赢了他钱的人正玩的不亦乐乎。刚输了钱又挨了揍的薛保军大展神威，率领十多个拐三的手下把三个人胖揍一顿。

出了这口恶气，薛保军总算舒坦不少，不过也没了潇洒的心情，买了瓶红花油就回家睡觉。

在他看来，这件事也就到此结束，不过恰恰相反，这件事只是刚刚开始。

第二天，拐三给薛保军透漏了一个消息：昨天揍的三个人里年纪最小的姓白，是白司令的亲侄子。

薛保军顿时头大如斗。

白司令倒不是部队里的司令员，而是江北市与拐三齐名的另一个大混混，薛保军虽然有家有业，不是职业混子，但白司令在道上的分量，他还是十分清楚的。

拐三同时还说，白司令指明了要找薛保军说事。薛保军裤子都快湿了。

不光薛保军一脑门汗，连拐三也十分为难，出来混的人，面子与名声比什么都重要（九十年代以后的除外），如果任由白司令从自己眼皮底下把薛保军给弄个三长两短出来，道上的人不会有什么好听话。

拐三不怕白司令，只不过双方实力相差不多，真要大张旗鼓斗起来，就再没个停手的时候。考虑半天，拐三还是决定以和为贵，他让薛保军拿出笔钱，然后以自己名义送到白司令那里去，当做给其侄子的血钱（医药费）。

这也就等于暗示白司令，差不多就收手吧，面子弄掰了对谁都没好处。至于白司令会不会收手，拐三觉得应该有百分之八十的可能，因为对方也不傻，知道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

大概两个小时以后，派出去的人回来了，不但带回了拿去的钱，还带回白司令一句话：留给姓薛的买棺材。

如果这样的事放到现在的江北，拐三极有可能袖手不管，反正薛保军是薛家的独苗，又不是拐家的独苗，他买不买棺材碍自己什么鸟事。但八十年代的混混也是很质朴的，大多数道上的人都死要面子活受罪。特别是拐三这样有地位的大哥级人物，只要退让一步，就等于向白司令低头妥协了，传出去是个大笑话。所以拐三也传给白司令一句话，该咋地就咋地，反正薛保军是自己兄弟，冲他来也就等于冲我拐三来。

事情从薛保军与白侄子的矛盾升级为拐三与白司令这两个在江北市道只手遮天的大哥之间的矛盾。

事实上，薛保军在八六年枪案中还起到了一个催化剂的作用，谁都说不清楚他脑子里到底装的是脑浆还是豆浆，但凡遇见这种事，所有人大概都会想办法先缓和矛盾，然后再做进一步打算，总之全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为基础思想的。不过薛保军从一个常人难以理解并且十分刁钻的角度看待这件事，在他的意识中，想让白司令老实下来，就只有借助拐三的势力对其发动雷霆一击，彻底打压下白司令的嚣张气焰。

不过拐三脑子里装的却都是脑浆，虽然表面上跟白司令掰了面子，但一直都没有实质性的举动，薛保军冥思苦想之下，终于想出一条自以为绝妙的激将之法。

薛保军的计划开始实施生效后，拐三就不断收到来自各方面的消息，总体意思只有一个：白司令正在暗地里集中喷子，准备打拐三个措手不及。这些消息，自然是薛保军找人四处散发出去的。

拐三深知喷子在近战中的威力，当即大怒：就你姓白的有喷子？咱们也找！

薛保军的激将法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副作用，白司令集中喷子的消息纯属捏造，但拐三集团收集喷子的消息是货真价实的，并且很快传到了白司令耳中，白司令同样大怒：就你姓拐的有喷子？咱们也找！

两个流氓团伙顿时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以往的砍刀钢管棍子军刺统统退居二线，一定得做到队伍装备现代化。

当时在江北市可以搞到的枪支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完全自制的土枪，第二种是少数由发令枪改装的手枪，第三种是小口径，第四种是地方兵工厂仿制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其中较有杀伤力的是第三和第四种。

小口径的全称应该是小口径运动步枪，子弹较小，只有筷子粗细，弹头为铅制。这种枪在八十年代初期可以通过部分渠道花钱买来，在我印象中，一把小口径刚开始价格仅为五十至六十块钱，十年之后，价格就翻了几十倍，并且有钱还不一定能买的到。可惜咱没有先见之明，否则当年砸锅卖铁囤上几十条枪，吃糠咽菜熬几年也就直接奔小康了。

真正的王牌武器是第四种，文革期间，江北市某军工企业应上级要求，组织生产了一批步枪用以装备市区及周围区县的基层民兵。这种步枪完全按照部队制式五六半自动步枪为模本，只不过枪身上没有枪号。（直到现在，江北市部分单位组织民兵集训时使用的还是仿五六，虽然精确度与性能较正规步枪有一定差距，但子弹却是货真价实的7.62口径，跟筷子粗细的小口径步枪子弹相比，7.62无疑威力巨大）。

到了最后，拐三和白司令也分不清楚飞来飞去的消息到底那条是真那条是假，都怕喷子少了吃亏，玩命儿般的敦促手下兄弟四处张罗，并且尽量找小口径和仿五六，本案结束后，据公安部门统计，两团伙在江轧厂枪案中共计携带各类枪支六十七把。

六十七把，相当于两个排凑在一个小厂区里搞了把实弹演戏。

这样一来，不光拐三和白司令团伙内部知道了上喷子拼命的事，就连街边的小混混都听说拐哥和白哥要真枪真刀的斗个你死我活，那段时间混子之间最热门的话题就是拐白双方到底谁能踩翻谁？按照大致的势力范围划分，拐三在东，白司令在西，市东的混混们当然希望拐三获胜，市西的混混则强烈支持白司令，在枪案前，两区的混混们已经因为争执谁胜谁负而发生几场小规模的摩擦。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拐三和白司令不想打都得打了。

万事俱备，只欠一斗。

象拐三和白司令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偷偷摸摸带着人拿着枪去搞偷袭的，双方要打也会正大光明的约定时间地点。爱背后阴人的人在什么年代都不稀缺，但事实证明，拐三和白司令都不是这种人。

虽然他们不擅长背后阴人，但两团伙的主要成员心里却很不踏实，自从开始军备竞赛以来，很多人出门都随身带着枪，唯恐什么时候对方猛然搞偷袭。对于这些以打架为职业的人来说，火拼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火拼前的紧张气氛，每个人的小心肝时刻都悬在嗓子眼儿上，看见面生的人就忍不住伸手到衣服里去掏家伙。

拐三的人和白司令的人虽然没有进行沟通，但他们不由自主的同时产生了一个共识，再这么熬下去，都得被搞成神经过敏。

一九八六年六月三十日傍晚，拐三团伙与白司令团伙相约在江北市轧钢厂旧厂区了断恩怨。可以肯定的说，两位大哥虽然在属下兄弟面前都是目光坚毅，但心里保证正在痛哭流涕。

没办法，这就是混混，这就是江湖。

为了保证队伍素质，拐三和白司令尽起手下精锐，几乎所有精英分子都参与了这次枪案。

很可笑，很无谓的一次械斗。

两个团伙六十多人（其中还有一员女将）杀气腾腾各自占据厂区内有利地形后，拐三和白司令都没有轻举妄动，如同前面所说，混混们之间其实大多没有深仇大恨，就象这次，白侄子先揍了薛保军，薛保军后揍了白侄子，两人至今都是好胳膊好腿，并未出现生活不能自理现象，为了面子，为了名声，迫不得已两军对垒，也得有几句开场白，不会一见面就拿着喷子对射。混混中间有猛人，但真正不怕死的（注意真正两个字）十分十分十分罕见。

天色一点一点暗下来，如果一直这么耗下去，说不准两伙人还会握手言和，一起收了枪去宵夜。

可笑又可悲的是，就在双方手握钢枪又不愿真的性命相搏时，拐三队伍中一位老哥的枪走火了。

至于走火是枪的原因还是人的原因已经不重要了，六十多个人的心始终都紧绷着，听到一声清脆的枪响后，白司令方顿时打响了第二枪。

第二枪绝对不是走火。

双方人马顿时骂着街开始混战，土枪发令枪小口径仿五六响成一片。

记得在某杂志上看到过一则趣闻，民国初期两军阀于北平交战，其中一场大规模战斗中双方共计消耗子弹百万发，战后统计伤亡人数，二十六人。

这场让人哭笑不得的战斗充分说明军阀队伍的素质差到不能再差。相对来说，没有受过一天正规军事训练，没有上过一堂武器理论讲座的江北市混混集团成员们战斗意识相当之强，并且队伍素质相当之高，短短十几分钟内，用杂七杂八的喷子就造成六死十数伤的战绩。

要为枪案负主要责任的薛保军在当天晚上就逃离江北。

拐三白司令以及其他幸存者事后各被判处有期徒刑。

一个让人费解的疑问随之产生。

所有参加枪案的人员，包括拐三和白司令这两位大哥都在刑满释放后金盆洗手，退隐江湖。出来混的人舞刀弄枪或死或伤是不可避免的常事，不可能被一场械斗就吓破了胆子。八六年枪案中的每一个人放出去都是叫的出字号的人物，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舍弃自己用鲜血一点一点打拼出的名声地位？不少好事的人都想搞清楚这个疑问，但没有得到任何可以让人信服的理由。

我们只能理解为他们被集体感化了，被教育成好人了。尽管这个解释很牵强。

当江轧厂的枪声如鞭炮噼里啪啦响彻云霄时，十八岁的韩未冬刚好收了自己位于城南菜市场的菜摊回家做饭。

小菜贩韩未冬的身世不会有人关心，但江北道大哥韩未冬的身世就有很多人瞩目了。

韩未冬从来不愿意提及自己的家事，不过这并不妨碍人们背地里口口相传。

韩未冬其实本名叫韩卫东，至于他是什么时候改的名字，为什么改名字，已经没人知道了。在那个年头，叫卫东卫红卫国的人比比皆是，随便站在一条胡同口大喊一声卫东！保证胡同里十来个人同时应声。

60后韩未冬其实是个非常非常可怜的人，他的家史如果由一个二线作家创作成小说保证得看哭不少人。

咱既不是作家也不会煽情，只能在这儿简单说说有关江北大哥韩未冬早年的惨事。

韩家从韩未冬爷爷开始一直到他这都是单传，韩爷爷是个本分厚道的老实人，但韩未冬的父亲就有点不踏实了，从小到大没少让老爹操心，不过韩爷爷看的开，小小子那儿有不淘的？等成家立业后自然就会慢慢收心正干。

想法是好的，现实却很无奈，韩未冬父亲到成家时差点气的韩爷爷吐血。

因为韩未冬父亲想娶回家的老婆是个小寡妇。

这种事放到今天简直不就算个事，我爱她，咋地，谁敢拦我我就告他干涉婚姻自由。小寡妇咋地，结过婚知道心疼男人。

我就是爱她，就是要娶她，咋地！

据说韩爷爷听到儿子郑重其事跟他商谈这桩婚事的时候，老爷子手脚哆嗦，气的眼前直冒金星。

这件事立即在厂区内掀起一场不小的波澜，国人民的想象力一直是很丰富的，虽然当年大伙儿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但分析一件自己并未亲见的传闻时却是个顶个的博学多才，从韩未冬父亲和小寡妇相识第一天开始后所发生的一切都已经有人完完整整的编成系列评书在各个车间三班倒的轮流播讲。甚至还有唯恐天下不乱的个别人纵深猜测小寡妇的丈夫死因是否正常。

韩爷爷一辈子没有生过这么大的气，他感觉自己简直都没法出门见人了，因为一些老伙计见面之后首先问的就是你家小子跟小寡妇......

反正能用的招都用了，韩未冬父亲却象铁了心一般，根本没有一丝通融的余地，韩爷爷发了狠，他告诉儿子，要跟小寡妇结婚，以后就别再回这个家。

韩未冬父亲仍然不做退让，他表示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小寡妇绝。

关于另一主角小寡妇的态度，倒是让人十分敬佩的，她得知韩家的态度以后，坚决要求跟韩未冬父亲断绝一切来往，尽管有传闻说两人确实情真意切。人的情感在什么年代其实都有很多共同点，小寡妇是个高尚的人，她宁可自己以后很长时间都沉浸在痛苦中也不愿意拖累韩未冬父亲。

韩未冬父亲是个倔脾气，硬顶着和所有人对着干，他坚决不同意小寡妇提出的分手要求，非常执着的要求结婚。在当时那个年代，娶个小寡妇虽然被世俗所不解，但从法律角度出发，韩未冬父亲并没有一点过错，所以组织上也不好多说什么。

韩未冬父亲终于说服了小寡妇，却没能说服韩爷爷。他在简陋的集体宿舍里操办了自己的婚礼，没有父母亲朋的祝福，没有热闹隆重的婚礼仪式，只有一间张灯结彩的“新房”，一个眼睛里藏着无限温情的女人。

对知足的人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韩爷爷本分厚道，性子却和儿子一样极为倔强，他说到做到，至死也没让儿子再进家门一次。

三年后的冬天，地处北方的江北市出奇的冷，为了取暖，家家户户都在室内生起煤球炉子。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煤气中毒几乎是当时城镇居民意外死亡的最主要因素。（本人就深受其害，小时候屋子里燃着煤球炉子，尽管有一个曲里拐弯的烟囱用来排放有害气体，但每天早上起床之后还是感觉头晕恶心）

韩爷爷老两口在一个冬夜安卧后就没能再睁开眼睛。

韩未冬父亲带着当时已经两岁的韩未冬以及妻子回到三年间没有踏进一步的家，空荡荡的屋子里再没有老爷子枯瘦的背影，没有老母亲温慈的劝说。七尺高的汉子哭的一塌糊涂。

步入中年的韩未冬偶尔跟最亲近的兄弟胖五说过，自己家祖坟似乎风水不太好，霉气总是挥之不去。

韩未冬四岁的时候，他父亲大概也刚刚从失去父母的惨痛心境中逐渐恢复过来，祖坟风水不好的韩家又发生一件让人无法接受的惨事，贤惠的妻子因为心脏病发作而猝死。

对于母亲的模样，韩未冬已经没有太深刻的印象，他只能从几张发黄的照片上去回忆母亲的音容笑貌。

当年的小寡妇可以凭借自己坚韧的毅力和丈夫深切的爱意去战胜所有世俗的眼光，但她还是斗不过命运，斗不过老天。

韩未冬父亲彻底崩溃了，每天都沉浸在酒精的麻醉里，麻醉自己，麻醉过去，上班的时候喝，下班的时候喝，换句话说，除了睡觉迫不得已放下酒瓶子，其余时间都在一口一口抿着掺着眼泪的酒。

韩未冬父亲当时的工作是单位锅炉房的司炉工，这个岗位拒绝醉醺醺的酒鬼，因为一次醉酒而险些酿成事故后，单位将他开除。

被开除后，韩未冬父亲才稍稍清醒，他自己可以胡凑乎，但还有年幼的儿子得靠他养活。为了生计，他什么都做过，八十年代初，韩未冬父亲在城南菜市场摆了个小摊，每天凌晨三四点蹬着车到当时江北市唯一一家蔬菜副食品批发市场进菜，然后拉回菜市场零售。

八五年夏末的一天，韩未冬父亲走了困头，凌晨两点醒来后再也睡不着，随手掂了酒瓶子自斟自饮，到凌晨三点半照例该出门进菜的时候，整整一瓶太行山牌55度勾兑白酒已经点滴不剩。

韩未冬父亲摇摇晃晃蹬着三轮车走到北沟桥时，连人带车栽进了二十多米深的桥下。

这一年，韩未冬十七岁。

十七岁的韩未冬接过父亲的小菜摊，一分一分赚着辛苦钱养活自己，他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把菜摊经营的大一点。如果菜贩子韩未冬有机会朝着这个目标一直前进，经过这么多年努力，说不定他真会在卖菜这个行业里做出一番天地。

事实上，另一种崭新的、非同寻常的生活正在向他招手。